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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夺与清算——转型时期农村金融危机与反危机研究
作者：佚名 来源：不详 发布时间：2007-8-28 6: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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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字体 一、研究的意义
本项研究的对象是一场现实的金融危机以及社会和政府对这一危机作出的反应，即发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金融危机及其应变行动。
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金融危机，并不仅仅局限于广西，而是几乎波及了中国所有的农村地区，从高度开放的东南沿海的富裕农村到极端闭塞的西北内陆的贫困农村，可以说是“无一幸免”。目前，这场金融危机还局限于农村地区，尚未波及到城市。从这种意义上看，它仍属于局部性的金融危机。但是，我们决不能因为它的局部性而对其掉以轻心，因为“局部的”与“全局的”往往是相通的。就眼下的这场金融危机来说，孕育危机的根源，危机的发展模式、表现形式、及其造成的后果，政府采取的反危机策略、这种策略的局限和面临的阻力等等，都是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的。毫不夸张地说，同类的金融危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在全国的城市和乡村暴发！我认为，这场金融危机很可能就是潜伏已久的、而且仍在日益深化的、全国性金融危机的一次局部性预演！
我深信，通过考察这场危机的形成背景和发展过程，考察社会和政府对这一危机所作出的种种反应，我们不但可以洞悉改革、发展、腐败、金融危机与政治不稳定之间的复杂而又紧密的相互联系，还可以从这一事件中总结出一系列的经验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切实可行的反应机制和组织体系，为防止和有效地化解未来的、规模更大的金融危机奠定制度基础，以确保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改革大业的最终成功。也就是说，无论是为了防止危机的再度出现，还是为了有效地遏制和化解已经出现的危机，考察这场危机与反危机的来龙去脉都将带给我们深远的启示和警示！
二、简要回顾
为了适应农村改革和发展的现实需要，1984年前后，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开始在四川、湖北、江苏、河北、山东等地进行农村合作基金会试点，而后逐步向全国各地推广。就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发展而言，广西属于“后起之秀”，直到1988年，广西才成立了第一家农村合作基金会。
1988年至1994年底，是广西农村合作基金会发展历史上的试点、示范、推广阶段。在这一时期，绝大部分干部和群众对农村合作基金会还缺乏认识，工作很难推动。各地建立合作基金会，一般都要经过“外出学习取经”、“党政领导动员”、“乡村干部带头入会”的过程，同时还要配合强大的宣传攻势。经过如此反复的宣传发动，到1994年底，全区共建立了588个基金会，筹集资金5.6亿元。这一时期，推动农村合作基金会扩张的力量主要来自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和普通居民还没有发展合作基金会的强烈需求。
从1995年开始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1995年至1996年底是广西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急剧扩张时期。1993年下半年开始，为了控制过热的经济，中央着手实施“软着陆”政策。“软着陆”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就是“紧缩银根”。银根紧缩导致经济过热时期上马的大量投资项目陷入资金短缺、难以为继的困境。而此时国内经济仍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资金供给与资金需求之间的缺口急剧拉大。为了维护地方利益，缓解中央紧缩银根给地方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各地的地方政府纷纷自己动手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发展并利用农村合作基金会就是首选对策之一。地方政府的积极介入，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发展，1995年底，全区农村合作基金会达到849个，筹集资金14.5亿元，1996年底，达到1011个，筹集资金26.2亿元。实际上，在这一时期，酝酿已久的危机已经开始表面化，其标志就是玉林的一些基金会在1996年出现了兑付危机。
从1997年开始，广西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农村合作基金会不但对外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而且实行高息揽存。高息使大量资金涌入合作基金会，不仅老百姓手中的资金蜂拥而入，许多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资金也滚滚而来。1998年，全区农村合作基金会筹集资金已达到43.49亿元。肆无忌惮的违规运营使基金会的经营效益急剧下滑，随着支付困难的出现，挤兑风波也随之而来。于是，这场命中注定的金融危机终于暴发了！1998年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国办发[1999]3号）
背景资料：农村合作基金会产生与发展的背景
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出现和发展，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社会需要”和“政府支持”是它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的两个根本原因。[2]
农村人民公社解体之后，集体资产管理混乱、流失严重，集体资金更是如此。由于集体资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基层政权的兴衰存亡，因此这种“管理真空”无疑是中央的一块“心病”。此外，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户的家庭经营也面临着融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带来了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的飞速发展导致了资金需求的急剧膨胀，而原有的金融体制和管理方式又无法满足这种迅速膨胀的需求。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巨大缺口，在客观上为合作基金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正是为了满足政府、农户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共同需要，农村合作基金会才在80年代中期“应运而生”。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顺天应时对这一“社会需要”作出了积极响应，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指导、推动、规范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发展。早在1984年，中央有关部门就开始在四川、湖北、山东等地开展合作基金会试点工作。198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在批转《关于清理农村集体财产的意见》时指出，“近年来，一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自愿把集体闲置的资金集中起来，采取有偿使用的办法，用于支持本乡、本村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户发展商品生产。这种办法只要不另外办理吸收存款，不对外发放贷款，只在内部相互融资，应当允许试行”。同年，中国农业银行也表态支持这种融资活动。中央和主管金融部门的认可，有力地促进了合作基金会的试点及推广工作。1987年，中发[1987]5号文件指出，“一部分乡、村合作经济组织或企业群体建立了合作基金会；？？这些信用活动适应发展商品生产的不同要求，有利于集中社会闲散资金，缓和农业银行、信用社资金供应不足的矛盾，原则上应当予以肯定和支持”。这是中央第一次确认合作基金会这种融资组织的合法地位。1990年，中央19号文件指出，要“办好不以营利为目的
本项研究的对象是一场现实的金融危机以及社会和政府对这一危机作出的反应，即发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金融危机及其应变行动。
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金融危机，并不仅仅局限于广西，而是几乎波及了中国所有的农村地区，从高度开放的东南沿海的富裕农村到极端闭塞的西北内陆的贫困农村，可以说是“无一幸免”。目前，这场金融危机还局限于农村地区，尚未波及到城市。从这种意义上看，它仍属于局部性的金融危机。但是，我们决不能因为它的局部性而对其掉以轻心，因为“局部的”与“全局的”往往是相通的。就眼下的这场金融危机来说，孕育危机的根源，危机的发展模式、表现形式、及其造成的后果，政府采取的反危机策略、这种策略的局限和面临的阻力等等，都是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的。毫不夸张地说，同类的金融危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在全国的城市和乡村暴发！我认为，这场金融危机很可能就是潜伏已久的、而且仍在日益深化的、全国性金融危机的一次局部性预演！
我深信，通过考察这场危机的形成背景和发展过程，考察社会和政府对这一危机所作出的种种反应，我们不但可以洞悉改革、发展、腐败、金融危机与政治不稳定之间的复杂而又紧密的相互联系，还可以从这一事件中总结出一系列的经验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切实可行的反应机制和组织体系，为防止和有效地化解未来的、规模更大的金融危机奠定制度基础，以确保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改革大业的最终成功。也就是说，无论是为了防止危机的再度出现，还是为了有效地遏制和化解已经出现的危机，考察这场危机与反危机的来龙去脉都将带给我们深远的启示和警示！
二、简要回顾
为了适应农村改革和发展的现实需要，1984年前后，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开始在四川、湖北、江苏、河北、山东等地进行农村合作基金会试点，而后逐步向全国各地推广。就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发展而言，广西属于“后起之秀”，直到1988年，广西才成立了第一家农村合作基金会。
1988年至1994年底，是广西农村合作基金会发展历史上的试点、示范、推广阶段。在这一时期，绝大部分干部和群众对农村合作基金会还缺乏认识，工作很难推动。各地建立合作基金会，一般都要经过“外出学习取经”、“党政领导动员”、“乡村干部带头入会”的过程，同时还要配合强大的宣传攻势。经过如此反复的宣传发动，到1994年底，全区共建立了588个基金会，筹集资金5.6亿元。这一时期，推动农村合作基金会扩张的力量主要来自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和普通居民还没有发展合作基金会的强烈需求。
从1995年开始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1995年至1996年底是广西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急剧扩张时期。1993年下半年开始，为了控制过热的经济，中央着手实施“软着陆”政策。“软着陆”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就是“紧缩银根”。银根紧缩导致经济过热时期上马的大量投资项目陷入资金短缺、难以为继的困境。而此时国内经济仍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资金供给与资金需求之间的缺口急剧拉大。为了维护地方利益，缓解中央紧缩银根给地方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各地的地方政府纷纷自己动手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发展并利用农村合作基金会就是首选对策之一。地方政府的积极介入，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发展，1995年底，全区农村合作基金会达到849个，筹集资金14.5亿元，1996年底，达到1011个，筹集资金26.2亿元。实际上，在这一时期，酝酿已久的危机已经开始表面化，其标志就是玉林的一些基金会在1996年出现了兑付危机。
从1997年开始，广西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农村合作基金会不但对外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而且实行高息揽存。高息使大量资金涌入合作基金会，不仅老百姓手中的资金蜂拥而入，许多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资金也滚滚而来。1998年，全区农村合作基金会筹集资金已达到43.49亿元。肆无忌惮的违规运营使基金会的经营效益急剧下滑，随着支付困难的出现，挤兑风波也随之而来。于是，这场命中注定的金融危机终于暴发了！1998年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国办发[1999]3号）
背景资料：农村合作基金会产生与发展的背景
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出现和发展，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社会需要”和“政府支持”是它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的两个根本原因。[2]
农村人民公社解体之后，集体资产管理混乱、流失严重，集体资金更是如此。由于集体资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基层政权的兴衰存亡，因此这种“管理真空”无疑是中央的一块“心病”。此外，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户的家庭经营也面临着融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带来了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的飞速发展导致了资金需求的急剧膨胀，而原有的金融体制和管理方式又无法满足这种迅速膨胀的需求。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巨大缺口，在客观上为合作基金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正是为了满足政府、农户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共同需要，农村合作基金会才在80年代中期“应运而生”。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顺天应时对这一“社会需要”作出了积极响应，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指导、推动、规范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发展。早在1984年，中央有关部门就开始在四川、湖北、山东等地开展合作基金会试点工作。198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在批转《关于清理农村集体财产的意见》时指出，“近年来，一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自愿把集体闲置的资金集中起来，采取有偿使用的办法，用于支持本乡、本村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户发展商品生产。这种办法只要不另外办理吸收存款，不对外发放贷款，只在内部相互融资，应当允许试行”。同年，中国农业银行也表态支持这种融资活动。中央和主管金融部门的认可，有力地促进了合作基金会的试点及推广工作。1987年，中发[1987]5号文件指出，“一部分乡、村合作经济组织或企业群体建立了合作基金会；？？这些信用活动适应发展商品生产的不同要求，有利于集中社会闲散资金，缓和农业银行、信用社资金供应不足的矛盾，原则上应当予以肯定和支持”。这是中央第一次确认合作基金会这种融资组织的合法地位。1990年，中央19号文件指出，要“办好不以营利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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