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77—1996）之五

  四、 学科发展的若干思考

以上的简要综述虽然还很不全面，但从中已经可能看出，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园地是万紫千红、欣欣向荣的。这种局面之所以形成得力于思想理论的更新，现实需要的推动，新资料的发掘、整理和利用，以及各学科的交流、协同和融汇等。这些因素提供了学科发展的推动力，形成了学科发展的生长点。回顾这一历程，给人以启迪。中国经济史的继续发展仍然需要动力，需要形成新的生长点。

关于学科的发展，许多学者都发表过很好的意见，尤其是中国经济史学会的两任会长严中平和吴承明更有精辟的论述。在这里，我们综合各家之言，参以己意，对若干问题提出几点看法。

（一） 关于学科的任务

经济史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结合上，从经济与社会文化诸因素的关联中阐述历史上经济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但我们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科应负担起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为现实服务，另方面为理论建设服务。形象地说，中国经济史学科一根扁担要挑两头。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历史与现实不可分割。人们总是从他们 所处时代出现的问题、提出的需要出发，并从他们所处时代所达到的认识水准去重新审视历史，从历史中发现新的意蕴，并从中获得行动的启示。正是“文革”中封建主义泛滥，促使“文革”后人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反思。而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的种种要求，则是经济史许多新领域、新课题得以开拓的原因。因此，经济史研究要面向现实，为现实服务。这不但是现实的要求，而且是经济史学科社会价值之体现、生命力之源泉。所谓为现实服务，并非要扮演现实政策铨释者角色，并非要拿历史与现实作不恰当的比附，而是要通过诚实的、实事求是的独立研究，为现实提供可靠的借鉴。滑这种独立性，也就没有科学性可言。经济史研究不可能也不需要事事人人直接为现实服务，但研究者胸中总应装着现实，为学为文要有时代感。当前经济史研究和现实经济研究很大程度上还是两张皮，应该加强两方面的对话和沟通。

经济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指导，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经济史研究者不应消极地、被动地接受理论，而应积极主动推进理论，尤其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中国独立地经历过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有的形态（如封建制）发展得很充分、很典型。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由于各种原因，不少民族在民主改革前分别滞留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领主社会中，保留了活的社会化石。近两三百年来，我国在内外交逼中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剧烈而又艰难地转变，新旧杂陈，呈现出丰富生动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形态。所有这些，不但为经济史研究，而且为经济理论的建设提供丰富而宝贵的素材。中国经济史工作者如能在史的研究中作进一步的理论概括，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史理论，定能为理论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这种经济史理论的本身即广义经济学的组成部分。吴承明先生说：“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源，它应该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他的流。”（《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创建中国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应是中国经济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经济史既是经济学的分支，又是历史学的分支，因此，它不但要为经济学建设服务，也要为历史学建设服务，为历史学的发展提供基础和素材。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史学科也是一根扁担挑两头。

（二） 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重点的调整

新时期的经济史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已纠正了过去重生产关系、轻生产力、重生产、轻交换和流通，重典章制度、轻经济运行及其机制，重经济基础、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重经济因素、轻社会文化因素，重阶级斗争作用、轻人口因素作用，重断代研究、轻区域研究和专题研究，重汉族研究和先进地区研究、轻少数民族和后进地区研究等偏向；从集中研究若干传统专题的阶段进到全方位发展的新阶段。但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文革”以后形成新热点的一些领域和课题，如小农经济、传统市场、城市史、人口史等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仍需继续深入，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另一些领域和课题的研究，还是很初步的，仍属薄弱环节，甚至是刚刚起步或鲜有人问津，如社会再生产中的消费环节，部门史中的某些手工业部门，反映人与环境关系的生态史，国家对经济的参预及其经济职能的发展，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史等。这需要适当调整力量，收缩那些重复研究较多，又无多少新资料可供发掘的课题，加强那些能满足现实生活需要和学科发展需要的课题。事实上这种调整已在自动进行着，近年来一些传统课题逐渐降温，另一些新课题则在变热。

与革命战争时代和建国后生产关系急剧变革时代不同，现代化是当今中国时代的主题。适应这种变化，中国经济史学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应把“传统经济与现代化”作为自己的中心课题。新时期已经形成的一些热门课题：如传统农业与现代化、小农经济及其现代化改造、历史上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等等，均可视为这一中心课题的子课题。围绕着这一中心课题开展的一些专题研究，有利于对中国传统经济运行机制的深入探讨，有利于进行理论的概括，可以为中国前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建设创造条件和提供某种基础。一句话，这有利于实现中国经济史学科挑两头的任务。

围绕“传统经济与现代化”这个中心，研究时段的重点应放在明中叶以后。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三次社会大变动。第一次是虞夏之际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第二次是春秋战国从宗族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转变，第三次是明清以来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我国明中叶在传统社会中已产生若干新的因素，可视为这一转变的蕴酿，这一转变至今尚未完成。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1949年人民革命胜利开创的新局面，均可视为这次大变动中的几个发展阶段。吴承明先生多次提出中国经济史的重点应放在传统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变的时期，最近他又从市场经济转变的角度予以论述，指出市场转变过程也就是经济现代化的过程。这一时期无疑是与现实生活关系最密切、最有借鉴意义，因而也最应受到经济史学界重视的时期。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他时段不重要，不值得研究。历史不能割断，传统经济不能割断，学科不能割断。现实的需要是多样的，学科的任务也是多样的。在研究力量的配置上应该是既有重点，又照顾全面。

中国是一个幅员广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经济史是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经济文化相互交流和碰撞中发展起来的，是一个多元交汇的体系。我们过去比较重视对农耕文化及其变迁的研究，相对忽视对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研究，比较重视对汉族和经济发达地区和海岸的研究，相对忽视对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的研究。这种状况和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共存的大国不相称。少数民族经济史和海洋经济史研究亟须加强。这不但有重大而迫切的现实意义，而且对学科的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少数民族经济史和海洋经济史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史的两翼。既有主体，又有两翼，中国经济史学科才能更好地腾飞。

（三） 破除西欧中心论和坚持马克思主义

中国经济史不但悠久丰富，而且有鲜明的个性，既不同于西欧，也不同于马克思讲的“古代东方”诸国。人们在研究中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认识到研究中国的历史应该破除西欧中心论。但彻底摆脱西欧中心论的影响亦非易事。因为我们现在研究经济史所能利用的理论工具多为外国货，其概括的历史模式所依据的素材并不包括中国历史。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往往“事与愿违”。如以“变态”、“早熟”标识中国封建地主制，本意是找出中国的特点，实际上本身就隐含着以西欧中世纪为封建社会典型形态或正常形态为前提。反对以在西欧经验基础形成的理论模式研究中国历史的黄宗智，他以工作日报酬衡量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观，并不符合中国农业以年为周期的情况，实际上还是欧洲工业社会经验中形成的观念。人们似乎难以走出西欧中心论的巨大阴影。另一方面又会出现偏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倾向。例如有人批评“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为西欧中心论时，连以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作为划分人类不同历史时期的标志也放弃了，而以另外的什么东西代替它，这就不是前进而是倒退了。

马克思主义似乎不那么行时了。流行的办法是“淡化”。但就指导经济史研究而言，我们还没有看到比马克思主义高明的理论。我们应该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恩格斯的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