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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经济形势要关注收入分配问题
研究宏观经济形势，不能不关注收入分配问题，是因为，收入分配问题与国内需求状况有密切的关系。需求不足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主要矛盾。收入差距扩大和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缓慢是造成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收入高者的消费需求不能随收入而增高。收入低者虽有消费欲望而无支付能力。最终消费需求增长缓慢使投资需求也受到制约，形成总需求不足的局面。我在这篇文章里想对我国收入分配问题作点议论。第一部分谈农民收入问题，归结为改变城市偏向的旧战略，实行城乡并重的新战略的建议。第二部分谈一般收入分配问题，归结到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效率与公平并重"分配原则过渡的建议。抛砖引玉，供讨论参考。
（一）摒弃城市偏向，工业优先的旧战略，实行城乡并重，工农并举的新战略
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先要讨论农民的收入问题。因为农村居民，从总体来说，是我国最大的低收入群体。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不仅直接影响国内需求，而且演变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实现良性循环的障碍，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农民收入增长自1997年以来到2000年逐年下降。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9%，1997年增长4.6%，98年增长4.3%，1999年增长3.8%，2000年增长2.1%。2001年、2002年和2003年略有上升（分别为4.2%，4.5%，4.8%），是恢复性的。由于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大大超出农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2001年达到2.91，2002年达到3.11，大大超过了改革前1978年的差距（2.571）。这还不能反映城乡居民生活的实际差距。一方面农民纯收入中包括生产资料费用，扣除后生活费用只有65%；另一方面城市居民享有各种福利，农民享受不了，所以有人估计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实际差距为51－61。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扩大，必然带来农村居民消费品购买占消费品市场分额缩小，由1996年的40%，降到2000年的38%。占人口近70%的农民购买力不能提升，巨大的国内市场就不能由潜在变为现实。因此，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必须有利于加快农民增收，提升农民的支付能力，扩大农民的市场需求。
农民收入增长减缓的重要原因之一，是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产品供求关系产生了重大变化，许多农产品出现供大于求，价格连年下降。这与城市居民支出的恩格尔系数下降，食品需求减弱不无关系。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发生了变化，通过增加农产品产量和提高农产品价格的传统增收办法，过去行之有效，现已不能再用。从农业内部来说，只有大力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素质和效益，才是新阶段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要适应市场需求，把农产品的品质放到第一位，提高农业商品化、专业化、集约化水平，发展产业化经营。
这些年乡镇企业就业减少，滞留农业的人员增加，也是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据估算，2001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比1996年减少500万人，从事种植业、畜牧、水产、林业的人员增加200万人，农业人均纯收入2001年比1997年减少102元。即使在农业纯收入降低、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劳动力有所减少的情况下，农民纯收入仍能保持低速增长，关键在于农民外出务工收入的增长。所以，加速城镇化、强化农村农业人口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是加快农民增收的极重要的途径。限制农民转移进入城镇的壁垒形成多年。20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农民流动就业的不少束缚在逐步解除，但对城乡分割制度的改革尚未迈出实质性步伐。2002年中央提出对进城农民要实行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等政策，收到一定成效，2002年外出农民劳务收入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贡献约达70%。但目前仍存在对外出农民工的岐视，一些大中城市为了保证城市居民就业，限制农民进入城市的行业与工种。一些地方简单粗暴地清退农民工，一些地方变相收取过多过滥的费用。要切实清除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不合理限制，加快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步伐，解决城乡居民的两种身份和就业待遇的不平等问题。
农民税费负担沉重是农民增收困难的又一重要因素。近年来税费改革工作试点取得成功，农民负担总体上有所减轻。但税改后乡镇村可用财力减少，难以维持低水平运转，有些地方出现反弹。这与基层政府财政体制不顺，事权和财权分配比例不当有关。如现行体制下县乡在义务教育上的责任很大，相比之下财权却难以负担。全国有1.9亿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70%在农村地区。这些学生要县乡级财政负担极为困难。发达国家以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初等义务教育全部或主要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上级政府承担更大责任。而我国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发展义务教育方面承担责任不甚明显。湖北襄阳县调查，省级以上财政只负担0.11%的农村义教经费。基本上是乡镇政府和农民群众负担发展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事实上乡财政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拨款几乎全部来自农民交纳税费，因此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几乎完全是农民负担。
减轻农民义务教育负担的关键是调整农村义教的管理体制和投入机制。有人建议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改由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共同负担，由县统管，各负多少视各省财力状况而定；农村中小学必要的运转公用经费，由县乡两级安排，降低由学生交纳学杂费用中开支的比例，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实行完全免费教育；实行税费改革后确定一定比例税收用于教育。我认为这些建议可行。
又如基层政府财政供养人员过多。县乡两级财政供养人员占全国财政人员的64.7%（不含军、警），但其财政收入只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0.7%。这里面有机构膨胀人浮于事的问题。县乡财政支出中，人员及公用经费一般占可用财力的80%左右，不少县乡财政保工资保不了运行，只能是吃饭财政，甚至讨饭财政，债务累累，无力举办农村生产与生活急缺的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中小型基础设施投资，实际上主要依靠农民自己集资投劳举办。基层干部为了政绩，不顾农村实情农民能力，大量集资集劳，修路、造桥、建校、改水等等，加重农民负担。1998年、2001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国债投资连同中央预算拨款，名义上农业投资达1900亿元以上，但主要是投向大江大湖，主要受益者为城市和工业，与农民增产关系有限。必须从体制入手，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关键是健全
（一）摒弃城市偏向，工业优先的旧战略，实行城乡并重，工农并举的新战略
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先要讨论农民的收入问题。因为农村居民，从总体来说，是我国最大的低收入群体。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不仅直接影响国内需求，而且演变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实现良性循环的障碍，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农民收入增长自1997年以来到2000年逐年下降。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9%，1997年增长4.6%，98年增长4.3%，1999年增长3.8%，2000年增长2.1%。2001年、2002年和2003年略有上升（分别为4.2%，4.5%，4.8%），是恢复性的。由于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大大超出农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2001年达到2.91，2002年达到3.11，大大超过了改革前1978年的差距（2.571）。这还不能反映城乡居民生活的实际差距。一方面农民纯收入中包括生产资料费用，扣除后生活费用只有65%；另一方面城市居民享有各种福利，农民享受不了，所以有人估计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实际差距为51－61。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扩大，必然带来农村居民消费品购买占消费品市场分额缩小，由1996年的40%，降到2000年的38%。占人口近70%的农民购买力不能提升，巨大的国内市场就不能由潜在变为现实。因此，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必须有利于加快农民增收，提升农民的支付能力，扩大农民的市场需求。
农民收入增长减缓的重要原因之一，是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产品供求关系产生了重大变化，许多农产品出现供大于求，价格连年下降。这与城市居民支出的恩格尔系数下降，食品需求减弱不无关系。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发生了变化，通过增加农产品产量和提高农产品价格的传统增收办法，过去行之有效，现已不能再用。从农业内部来说，只有大力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素质和效益，才是新阶段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要适应市场需求，把农产品的品质放到第一位，提高农业商品化、专业化、集约化水平，发展产业化经营。
这些年乡镇企业就业减少，滞留农业的人员增加，也是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据估算，2001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比1996年减少500万人，从事种植业、畜牧、水产、林业的人员增加200万人，农业人均纯收入2001年比1997年减少102元。即使在农业纯收入降低、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劳动力有所减少的情况下，农民纯收入仍能保持低速增长，关键在于农民外出务工收入的增长。所以，加速城镇化、强化农村农业人口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是加快农民增收的极重要的途径。限制农民转移进入城镇的壁垒形成多年。20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农民流动就业的不少束缚在逐步解除，但对城乡分割制度的改革尚未迈出实质性步伐。2002年中央提出对进城农民要实行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等政策，收到一定成效，2002年外出农民劳务收入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贡献约达70%。但目前仍存在对外出农民工的岐视，一些大中城市为了保证城市居民就业，限制农民进入城市的行业与工种。一些地方简单粗暴地清退农民工，一些地方变相收取过多过滥的费用。要切实清除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不合理限制，加快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步伐，解决城乡居民的两种身份和就业待遇的不平等问题。
农民税费负担沉重是农民增收困难的又一重要因素。近年来税费改革工作试点取得成功，农民负担总体上有所减轻。但税改后乡镇村可用财力减少，难以维持低水平运转，有些地方出现反弹。这与基层政府财政体制不顺，事权和财权分配比例不当有关。如现行体制下县乡在义务教育上的责任很大，相比之下财权却难以负担。全国有1.9亿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70%在农村地区。这些学生要县乡级财政负担极为困难。发达国家以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初等义务教育全部或主要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上级政府承担更大责任。而我国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发展义务教育方面承担责任不甚明显。湖北襄阳县调查，省级以上财政只负担0.11%的农村义教经费。基本上是乡镇政府和农民群众负担发展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事实上乡财政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拨款几乎全部来自农民交纳税费，因此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几乎完全是农民负担。
减轻农民义务教育负担的关键是调整农村义教的管理体制和投入机制。有人建议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改由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共同负担，由县统管，各负多少视各省财力状况而定；农村中小学必要的运转公用经费，由县乡两级安排，降低由学生交纳学杂费用中开支的比例，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实行完全免费教育；实行税费改革后确定一定比例税收用于教育。我认为这些建议可行。
又如基层政府财政供养人员过多。县乡两级财政供养人员占全国财政人员的64.7%（不含军、警），但其财政收入只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0.7%。这里面有机构膨胀人浮于事的问题。县乡财政支出中，人员及公用经费一般占可用财力的80%左右，不少县乡财政保工资保不了运行，只能是吃饭财政，甚至讨饭财政，债务累累，无力举办农村生产与生活急缺的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中小型基础设施投资，实际上主要依靠农民自己集资投劳举办。基层干部为了政绩，不顾农村实情农民能力，大量集资集劳，修路、造桥、建校、改水等等，加重农民负担。1998年、2001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国债投资连同中央预算拨款，名义上农业投资达1900亿元以上，但主要是投向大江大湖，主要受益者为城市和工业，与农民增产关系有限。必须从体制入手，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关键是健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