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需要什么样的土壤

　　一
　　天赋之高，束星北在中国科学界当属凤毛麟角；性格之强，束星北在中国知识界也无出其右。
　　束星北早年考进堪萨斯州拜克大学物理系，又加入加州大学学习物理。他的人生选择是非常认真的。革命时代，他也曾激情澎湃过，加入美国共产党，到苏联考察；但走了十几个国家后，他确定了自己的方向和位置，到英国爱丁堡大学随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惠特克和达尔文学习基础物理与数学。一年后，他已《论数学物理的基础》获得艾丁堡大学硕士学位。1930你那2月，又惠特克和达尔文推荐，他又带剑桥大学是从著名天体物理学家艾丁顿博士（爱丁顿利用全日食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的地位才从此确定下来）。束星北参与了爱丁顿对狄拉克方程全过程的推导，而这个方程被物理学界称为：用最简练的文字概括出一副最美丽的世界图画方程。1930年8月，已显露才华的束星北被推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生和数学助教，是从著名的数学家斯特洛克教授。1931年5月，他以《超复数系统及其在几何中应用的初步研究》获麻省理工学院的理学硕士学位。这时他已经走到学术前沿，时年25岁。
　　1931年9月，束星北回国结婚，再也没有能出去。如果他不回来，得诺贝尔奖也未可得知。
　　当然，束星北在祖国的故土，也有一段属于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竺可桢主持浙江大学时，聘了许多国内一流的教授。数学家：苏步青，、陈建功、钱宝棕；物理学家：王琻昌、束星北、卢鹤柭、王谟显、何增禄、祝福金；生物、植物学家：贝时璋、罗宗洛、张其楷等。1944年，李约瑟到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访问，将该校誉为“东方剑桥”。这些科学家的研究已经处于国际科学前沿。其中，束星北、王琻昌等人的五篇论文给李约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带回英国，在《自然》杂志上发表。
　　他的学生徐良英说，束星北讲课既不用讲义，不指定参考书，黑板上也没有可供学生抄录的提纲。他是用质朴生动的语言、从大家所熟知的现象，来阐明物理理论和思想。束星北讲课的最大特点是：“以启发、引人深思的方式，着重、深入的讲透基本物理理念和原理，使学生能融会贯通的理解整个理论框架。”书中介绍了束星北不同时期的学生上课的感受：束星北讲课能把学生带到广阔神秘的宇宙穹隆中，是那样的辉煌。包括它与王琻昌德在学术讨论会上的唇枪舌剑的争论，都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和李政道一样，不少学生就是因为听了他的一两节课，就改变了自己的专业方向。竺可桢时代，浙江大学群星璀璨，束星北是当时公认的最为杰出的代表。他的学生程开甲院士（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开拓者之一、中国核物理实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认为：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家、科学家，在科学界是罕见的。
　　束星北与王琻昌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理论物理与实验物理学的大师。同时，他们也造就了日后享誉世界的一流人才：吴健雄、李政道。1937年世界物理学家波尔受竺可桢之邀，到浙江大学作学术报告。波尔回国后不断有中国的师生向他请教如何学物理、如何出国深造。波尔说，你们有束星北、王琻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为什么还跑到外边学习物理呢？
　　但是束星北太认真，认真到不给他人留情面。在学术报告会上，无论主讲人名气有多大，学问有多深，一旦发现束星北在下面坐着，就禁不住心惊胆颤。他常常会提出很多问题，让报告人招架不住。因为他从国外不但学到了科学理论，也学到了科学研究的方法，他的导师爱丁顿博士就是一个喜欢争论，欣赏争吵的人。
　　他的学生、同事认为他的身上有一种霸气。50年代初，也是留英回来的王竹溪（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到山东大学讲学，讲座途中，束星北走到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讲了大约四十分钟。王竹溪一直尴尬的站在一边。校领导为此找束星北谈话，束星北说：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
　　束星北眼中的“过去的大学”，当然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的大学，是竺可桢时代的大学。那时的大学能够包涵像束星北这种个性鲜明、棱角分明的人，使他黑白分明、刚正不阿、心口一致，见不得不公与黑暗的品质在那个社会也有生存的空间。比如，他不支持学生政治运动，但学生被国名党当局杀害，他第一个起来号召浙江大学全体教授罢教，抗议杀害学生。
　　他的正直，源于自己的判断。他不愿参与政治和政党打交道。但抗战时，受爱国心驱使，他一度放弃自己的研究课题，研究军工，如无人驾驶飞机、无人驾驶舰艇和激光、雷达等武器。抗战后，又拒绝国民党迫他入党的要挟，让学生讲义安装好的雷达再拆卸，遭遇到囚禁。他说：“我不认为，除了革命就是反革命，在革命与不革命之外，还有林格塞一条道路，还有第三条道路。”在1950年，浙江大学的思想改造中，因为苏步青教授受到侮辱，熟束星北气愤至极，把节约委员会主任像揪小鸡似的揪起来，一拳打过去，大骂：“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们算什么东西？”结果苏步青解脱了，他却印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成为浙江大学斗争批判罪魁。当有的人诬陷他有经济问题时，他写挑战书，让对方向自己道歉或公开辩论。镇反时，他的学生被捕，别人不敢说话，他又为自己的学生鸣冤叫屈。宁可伤及自己，也要救人于难。一直他的仗义称为“肃反”、“扩大化”时人们的SOS求救信号。这时，他还没有意识到应该收敛他的个性棱角。
　　二
　　但是，一个具有刚性人格的人，遭遇到了一个刚性更强的体制。
　　1952年院系调整时，如果束星北接受王琻昌的邀请到中科院搞研究，在那个科学家成堆的地方，他也许不那么扎眼；或者说，在那个科学气氛浓些的地方，他能逃过一些劫难？1957年，张劲夫冒险进谏，使中科院一批海外归来的自然科学家没有被打成右派。但从束星北当时考虑，科学院那地方也不容乐观。束星北之所以没有去，是觉得中国科学院有些人属于“政治学者”，非科学家气质多一些，让他看着不舒服。1952年，他选择了在山东大学任教。此时的山大也已不是文科有老舍、洪深、沈从文、游国恩；理科有黄际遇、任之恭、童第周的“过去的学校”。
　　很快，束星北在山东大学的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一度被停职反